“瘴疠之地，十去九不还。”这句古谚曾如一道无形的界碑，横亘在中原与岭南之间，广西，这片如今以山水甲天下闻名的土地，在漫长的历史中，其最醒目的标签却是“疾病渊薮”，从《后汉书》中“南州水土温暑，加有瘴气，致死亡者十必四五”的记载，到明清时期“广西瘴毒，为天下最”的官方描述，疾病不仅是医学问题，更是深刻塑造广西历史进程、族群关系与文明交融的隐秘力量。

翻开史册，疾病是中央王朝经略广西时最凶恶的“守军”，秦始皇南征百越，士卒并非主要败于刀剑，而是倒在了“暑湿瘴疠”之下，汉代马援南征交趾，史载“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”，这位伏波将军最终自己也病逝于征途，唐代柳宗元贬谪柳州，笔下“瘴江南去入云烟，望尽黄茆是海边”的荒凉，浸透着对恶劣环境的忧惧，直至明清，朝廷在广西的军事屯驻与移民政策，仍深受瘴疫阴影的制约，疾病如同一道天然屏障，迟滞了中原王朝对岭南的整合，也使广西长期处于“化外之地”的边缘状态。

疾病的分布并非均匀覆盖，在广西内部，它悄然绘制着一幅隐秘的“生存地图”，河谷低地，高温潮湿，蚊虫滋生，是疟疾、血吸虫病等“瘴疠”的温床；而相对干燥凉爽的丘陵山地，则成为壮、瑶等世居民族以及后来为避战乱南迁的客家人，择居求存的“安全岛”，这种因疾病风险而产生的垂直分布，深刻影响了广西的族群地理格局：汉族多聚于交通沿线及城镇，而少数民族则更多分布于山区，疾病环境在无形中参与了广西多民族“大杂居、小聚居”空间形态的塑造。

面对肆虐的疾疫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并非消极承受，而是发展出一套与疾病共存的生存智慧与地方知识，壮族民间丰富的草药体系，如运用田七、金银花、鸡骨草等祛湿解毒；适应气候的干栏建筑，底层架空以避潮湿虫蛇；特定的饮食文化，如喜食酸辣以开胃祛湿，饮用草药凉茶，这些实践是漫长岁月中试错积累的生态适应，构成了极具地域特色的“健康文化”，民间信仰中也充满了疾病的隐喻，如对“瘴鬼”“瘟神”的祭祀与禳解,反映了人们从超自然层面理解并应对疾病的精神努力。

历史的转折发生在现代医学的进入，晚清民国时期，随着西医的传入，特别是公共卫生观念的萌芽，广西的疾病图景开始被系统性认知与干预，真正的巨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，1950年代，广西被列为疟疾等重点疾病防治区，一场由国家主导的、大规模的“送瘟神”运动轰轰烈烈展开，通过全民服药、喷洒药物、疏通沟渠、消灭蚊媒等综合措施，曾猖獗千年的疟疾发病率急剧下降，血吸虫病等地方病也得到有效控制，这场公共卫生革命，其意义远超医学范畴——它实质上“治愈”了历史性的地理恐惧，拆除了阻碍人口流动与经济开发的无形壁垒,为广西真正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扫清了基础性障碍。

从谈“瘴”色变到山水宜居，广西的疾病史，是一部人与自然博弈的生态史，是边疆地区被逐步整合进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微观缩影，也是现代性如何通过公共卫生系统重塑地方社会的生动案例，疾病，这个曾经的南疆拓殖之敌，在历史长河中，反而成了我们理解广西独特发展路径、坚韧民族精神与复杂文化融合的一把钥匙，它提醒我们，文明的进程不仅写在典籍与城垣上,也铭刻在人类与微小病原体永不停息的抗争与适应之中。